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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6/27栏目:

辩证法是指导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最基本的方法论之一,是其理论成熟的奠基石和沿着科学道路创新发展的压仓石,更是我们党的理论创新和治党治国方略发展的方法论依据。习近平强调:“要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1](P8)然而,由于受到以往陈旧观念、西方错误思潮和朴素常识思维的影响,存在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简单化、片面化、实证化、抽象化等错误的理解。错位扭曲的思维方法必定会引起错位的理论和扭曲的实践。从马克思辩证法产生发展的历史脉络和对错误认识的批判与澄清中,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本质内涵,对我们坚持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和道路实践,具有重大意义。

辩证法是指导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

 

一、在继承中清源: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理论渊源及发展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成长成熟于具有丰富思辨传统的西方哲学语境之中。通过借助历史维度,来透视辩证法这一范畴在交错转换发展的哲学语境中,所逐渐赋予和发展出的丰富内容。这些必不可少的思维环节,能够促使我们更加清晰、深刻地透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本质内涵。当前学界,或是“点对点”式的简化对比,只注重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而忽视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在长期多维理论的传承性影响中发展完善的;或是“断裂”式的跳跃追溯,通常会略过智者学派、中世纪哲学、前期的近代哲学、费希特和谢林的哲学等其中之一二的影响,而无法厘清一脉相承的关系;或是“白描”式的单线描述,将自古至今的各哲学理论的辩证法观点相继罗列,而对辩证法本身的辩证发展认识得不够深刻。第一阶段:古希腊时期初步产生出辩证法的雏形辩证法相应地诞生于古希腊哲学形成的初期,表现为从朴素直观向抽象思维发展的趋向。被列宁称为“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的赫拉克里特,在对经验事实的直观描述和朴素理解的基础上,体现出了辩证法最初所具有的怀疑、批判和否定精神。爱利亚学派的芝诺通过关于运动的四个悖论,突破由外在的经验描述领域,步入思维领域来理解和描述辩证法。普罗泰戈拉通过人同自然的对立、高尔吉亚通过人的认识同“存在”的对立,使辩证法建立在独立的逻辑思维能力基础之上,开始超越感性直观的局限。由此完成从原始的感性辩证法到抽象思维发展对感性认识的质疑,统一于个人对概念标准的设立。古希腊中期,辩证法由朴素自在发展为抽象自为的思维工具。在古希腊哲学各派争论中,他们自为地运用辩证法分析论证命题的矛盾及揭露对方谈话矛盾的方法以求得真理。

智者派在后期,辩证法的运用由于丧失概念的明晰、真实的所指和是非的标准,沦丧为诡辩。苏格拉底通过“从具体的非反思的意识中揭发出具体事物的普遍性,或从普遍认定的东西中揭发出其中所包含的对立物”[2](P53)的“精神助产术”,使辩证法在否定性的批判与怀疑中追求肯定性的理性和“善”。苏格拉底揭露智者学派将自为的论辩工具沦丧为工具化诡辩,通过目的性辩证法,抵制辩证法被异化为扭曲智慧的“奴隶主”风尚,还原辩证法以人为目的的价值诉求。在古希腊哲学成熟时期,辩证法达到了抽象的“概念式”水平。在苏格拉底把辩证法用作揭露对方论断中的矛盾并加以克服的方法的基础上,柏拉图把辩证法看作由个别来认识“理念”、由“理念”分别于个别的方法。另外,柏拉图在赋予辩证法以“对立的东西能够同一”的抽象性的同时,割裂了其同客观事物的联系。理念的抽象力是辩证思维的跃升,纯粹的理念膨胀的形而上学性反而窒息辩证法的生存土壤。亚里士多德将“研究实体的属性”同形成概念、下定义结合,将“揭露对象自身中的矛盾”同研究范畴间的对立统一相结合,使辩证法在逻辑学和科学的意义上被使用。这样,借助理念化思维将感性质料加工成实体性概念,在形式逻辑的空间中为实体辩证法预留出共生的土壤。在古希腊哲学中,辩证法从感性、流变的直观形式,到抽象、绝对的抽象概念形式,再到对立统一中研究范畴关系的形式,完成了辩证法的产生,具有了初步的雏形。这一过程揭示出辩证法伴随着人的抽象力的增强,不断地走向深刻和丰富。第二阶段:中世纪到近代哲学时期,辩证法深入发展,后完善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随后的中世纪哲学在神学的范式之下,一方面J.邓斯•司各特、P.阿贝拉尔等经院哲学家沿用了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意义上的辩证法并使之精细化;另一方面在荒唐无稽的提问、空洞烦琐的考证、千篇一律的公式证明中,使辩证法严重脱离客观实际、匍匐神学脚下、丧失科学属性。

神学辩证法在精细化与沦丧中,孕育着人类思维能力的提升和神学内在矛盾的积累。文艺复兴、实验科学以及社会的发展,近代哲学的形而上学性在造成辩证法的空场的同时,却为辩证法客观性的回归和思辨性的跃升打扫好了“居息之所”。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自然科学的突破不断打破形而上学的自然观;同时社会矛盾和社会革命也显露出社会历史发展的辩证性质;集中体现于启蒙辩证法以理性为剑,在同宗教迷信和专制制度的厮杀中展现出激进的批判和否定精神。至休谟的彻底怀疑主义中,锐利的理性批判导致自反性的对理性本身的批判,启蒙辩证法也陷入同常识相悖的尴尬境地。康德通过二律背反,以“先验幻想”这一否定、批判的形式,揭示出思维的矛盾性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辩证法是人类思维规定的内在本性。人的主观能动性找到局部的坚实立足点以后,先验的范畴就抑制不住主体能动性的膨胀。经过费希特以“自我”“非我”的设定对矛盾予以揭示,后通过谢林“绝对同一”对联系与发展的推崇,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作为积极的主体地位、本体论意义上的崇高原则确立了起来。在客观唯心主义的基础上,以及无所不包的体系中,辩证法在黑格尔这里通过使概念“流动”起来的“否定性”的思辨辩证法,建立起了富有能动性、批判精神且具备体系、保守性质的概念辩证法体系。青年黑格尔派在论战中,运用辩证法的武器集中批判黑格尔的宗教思想,力图挣脱僵死的体系限制。后来在批判中超出宗教神学的范围,费尔巴哈开辟出了人本学唯物主义,辩证法在退回庸俗的物质中,汲取着物质的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在将辩证法锲入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和客观自然发展等各个领域中,高扬其批判精神,在概念式的辩证法和资本批判式的辩证法的统一中,达到实践辩证法的高度。

二、在批驳中正本: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误解的批判与澄清

激浊方可更好的扬清,祛除目前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中存在的旧思想残留、片面化理解、过度性解读、肆意的扭曲,通过对否定性误解进行否定性批判,使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肯定性理解更加坚实、充分和完整。通过校准方法论来对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确保坚持、发展和运用的马克思主义建立在更加科学、更加稳固的基础上。当前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误解,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学的空场———抽象化的理念辩证法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局限于知识论领域,忽视其原有的人文关怀。认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仅是理论知识的内在结构秩序或自身运转逻辑,是观念的自我生成、范式的自我转换、图式的自我超越的法则。由于抽离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同现实的人的实践的紧密关联,辩证法成为用原有理论产生新理论的工具,进而导致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经院化、教条化以及教科书化;由于悬空了其对生活中人的价值追求,辩证法成了为达到某种其它目的而把人作为手段的手段,进而使鲜活的原理成为压抑人性的条文教义、压迫他人的权威工具。

(二)整体的缺失———碎片化的工具辩证法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降低或禁锢于某些具体的学科、领域,或是片面突显其某一方面的性质和特点,忽视其方法论的整体性、基础性的意义。例如片面强调辩证法的客观自然属性,把唯物的辩证法教条化、绝对化,并将此简单粗暴地迁移到社会历史领域辩证地思考,导致将原本一体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为割裂,并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误解为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公式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套用;狭隘地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等同于辩证法在某一具体领域的显现,例如认识论中的概念辩证法、政治学中的权利辩证法等等。这些误解压缩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理论视域,曲解了其完整性、基础性作用。

(三)生活的失语———实证化的文本辩证法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停滞、挂靠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忽视其发源运用的现实根源和实践基础。这样“教条”崇拜式对待辩证法的经院主义,只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做文本考古、理论回溯,却对经典文本的历史条件和现实基础于不顾,对现时代的社会生活实践提出的理论诉求于不顾,而沉浸于方法、理论的自足性而乐此不疲;或是“本本”至上般对待辩证法的原教旨主义,遇到“现实问题”“发展瓶颈”,不是从实际出发用辩证思维反思现状、深入实践,而是退缩回文献找依据,甚至用辩证的套话裁量现实。这样阉割了的辩证法不仅丧失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求真品格和革命精神,而且使其在同社会现实的断裂中丧失批判现实、指导实践的话语权。

(四)资本的抽离———超验化的绝对辩证法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所建构起的逻辑描绘为“先验构造”方法,忽视其对生产方式结构,尤其是对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批判。这种不是将辩证法运用于研究领域的具体对象,而是将其本身作为研究对象,使辩证逻辑先验地自我分裂和否定、自我发展和完善,如此就会无法揭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这样的运思模式对待马克思主义,或是因丧失对主体化资本的革命精神而沦落为“经济决定论”,或是因缺乏对客体化资本的彻底批判而陷入虚假的“意识形态”中只做实证分析。本质上都是因为抽离了对现实资本要素扬弃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这些词句”而“绝对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3](P516)。

三、在重返中固基: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本质内涵的探讨

通过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视角,追溯辩证法产生发展到完善于马克思辩证法的源流脉络和丰富内核;借助批判与现实相结合的方式,澄清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当前存在的误解和危害。在此基础上,重返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本质内涵和现实意义。

第一,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同唯物论相统一的唯物辩证法。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坚持以感性的物质生活实践为基础,在物质与精神、实践与思维的辩证关系上,立场坚定的承认物质的第一性和实践的基础性地位,始终强调自己是一个“唯物主义者”。马克思本人坚决反对脱离物质对象的、虚幻的、依靠概念自身推演的黑格尔式辩证法,“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4](P25)正是遵循着从感性具体———抽象———具体的现实主义逻辑路线,对所研究的对象进行严格缜密的研究,才能深入到事物的内部本质,把握对象———范畴及对象间、范畴间的辩证关系,将马克思主义建立在科学、现实、坚实的基础上。这亦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方法论基础。

第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同实践观相统一的实践辩证法。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所揭示的一般规律,本质上是社会主体人的实践活动规律。辩证法在“解释世界”中构造的概念间的逻辑关系,本质上体现着现实中人与人之间的实践关系,是打破以往尤其是黑格尔式辩证法在虚假意识形态内的自我对立、自我圆满,“完成了知识论哲学向生存论哲学、概念辩证法向实践辩证法的根本转向”[5](P21)。辩证法是属人的方法论,它根植于现实的生存实践,是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批判。其所具有的否定性源自于目的性的人对现存不完善的世界的实践性改造,所具有的批判性源自于现实中受压迫的人为谋求自由的解放进行的革命性解放。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就是实践主体“解释世界”“批判世界”直至“改变世界”的方法论工具,马克思主义者正是科学应用辩证法批判一切现实中剥削人、压迫人、异化人的不合理现实,激发工人阶级谋求解放、争取自由的革命实践。因此,实践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的方法论基础。

第三,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同历史唯物主义相统一的历史辩证法。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自身本性是“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6](P22)。这样一种“否定之否定”的矛盾性、不断运动的暂时性,就是辩证法所具有的历史主义。同样的,辩证法是真正理解历史发展变化的试金石,是拨开重重迷雾揭示历史内在发展逻辑的钥匙,“如果抛弃或者抹杀辩证法,历史就变得无法理解了”[7](P60)。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中的集中阐释和根本价值,“只有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才告知了我们马克思理解和使用‘辩证法’一词的实质所在”[8](P44),因为其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结构和所处的历史方位中,不仅是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批判的武器”,更是指导无产阶级改善处境、变革社会的“武器的批判”。由此可见,资本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革命性的方法论基础。

第四,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基础上的唯物论、实践观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根植于其唯物辩证法,辩证的唯物论只有从人的实践中理解,才能真正树立起唯物的第一性和可知性,才能通过现实的、历史的人的实践把唯物论在社会历史领域中贯彻到底,“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根植于其实践辩证法,辩证的实践观的理论前提是现实的物质生产方式,其理论目的是具有历史生成性的人民变革现实世界谋求自身的自由和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理论”根植于其历史辩证法,辩证的历史主义就是科学描述社会主体人改造物质世界和社会世界的实践,它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异化、物化和奴役,阐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体现,得出“两个必然”的结论,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科学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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